汉朝：
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于元封五年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监察区名州，州设刺史，州为当时的一级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省。全国共分13个州，分别为：司州、幽州、冀州、并州、青州、兖州、豫州、徐州、雍州、凉州、荆州，益州、扬州、支州。雍州，是中国古九州之一，史料载，其名来自于陕西省凤翔县境内的雍山、雍水。今凤翔古称雍城，周祖在庆阳三代建基，不窋之孙公刘迁豳，公刘第13代孙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居于岐，留有传说“凤凰鸣于岐，翔于雍”，雍州因此得名。汉朝雍州包括京兆、扶凤、北地、新平、天水等12郡，下辖70县。辖境大部位于陕原之西陇山之东，约同于“陕西”。庆阳地属雍州北地郡。
西汉凉州，又称西凉、西州。意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今甘肃武威凉州区为其治所。包括：金城、西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七郡，下辖44县。辖境大部位于陇山以西，约同于今“甘肃”。庆阳做为北地的治所马岭所在地，属于“陕西”。东汉末年由于战乱，以董卓为首的西凉集团兼并雍州等部分地区，版域有所扩大。
唐朝：
并全国的州县，将全国分为10道，太宗朝全国分11个道， 玄宗时增为18个道。“道”取代“州”成为唐朝的一级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省。分别为关内道、河西道、河东道、京畿道等。陕西又称关中，以居“关中四关”之中得名，“四关”分别为东函谷关、西大散关、南武关、北萧关。唐朝今陕西地区除在西京长安所在地设置了京畿道外，其余地方为关内道。因此唐朝时的京畿道与关内道约同于今陕西。
古人以西为右，故称陇山以西为陇右，唐朝设陇右道。治所在鄯州，辖域包括今天水、平凉、兰州、甘州、沙州等。唐陇右道与秦陇西郡同样是甘肃省的真正前身。关中四关的萧关在庆阳之北。隋开皇十八年已更名为庆州的今庆阳属关内道，当时关内道所辖范围比较大，庆阳地居关内道之中。唐朝庆阳属于“陕西”。
宋朝：
宋朝行政区划，实行州、县二级制，同时在地方设置路，路是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府、州、军、监的一级监察区。至道三年（997年）共分十五路，宋朝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最早的十五路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等，当时庆州（庆阳）属于陕西路。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析陕西路东部置永兴路，治所京兆府（今西安），辖境环县、庆阳、长武、武功、户县以东，陕西米脂、吴旗等县以南，镇安、商县以北，山西闻县、河津以西南，三门峡以西。而将陕西路以西置为秦凤路，治所为秦州，辖境为原州（镇原、固原），泾州（泾川），凤翔以西，会州、兰州以南，湟州、西宁州（西宁）以东，阶州（武都）、岷州以北地区。秦凤路相当于今甘肃之中东部地区，包括现在的凤翔、岐山、扶凤、平凉、镇原。而当时甘肃及宁夏其它地区包括甘州、肃州为西夏管理。有意思的是当时在秦凤路里有一个西安州，但不是今天的西安，而是在南牟会新城建的西安州，约在今海原、西吉一带。元丰四年永兴路与秦凤路合并为陕西路，八年复分陕西路。之后，因边战事需要从永兴军路析出环庆路、鄜延路。包括庆阳、宁县、彬县、长武、旬邑、礼泉等周文化联系区属环庆路，治所为庆州，环庆路也称为邠宁环庆路。秦凤路也因战事将北面分为泾原路（包括兰州、泾川）、熙合路等。北宋时期这种由陕西路析分出二路（永兴与秦凤）的情形，与清朝前期没有甘肃省，只有陕西左右布政司的情况非常相似。如果将永兴路、秦凤路与后来的陕西省、甘肃“牵强”地进行对应，则永兴路就是陕西，秦凤路就是甘肃。很明显庆阳是属于陕西（永兴路）的。
元朝：
元朝正式设立行省制，在全国共设10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
陕西行省（治奉元路，今西安市）。辖今陕西省及内蒙古河套南部，甘肃省的东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
甘肃行省（治甘州路，今甘肃张掖县）。辖今甘肃西部、宁夏北部、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和青海湟源以东地区。
庆阳明确属于陕西行省。在元朝时，甘肃行省就是以甘州与肃州为中心的行省。不要说庆阳等传统“陕西关中”文化化圈的地方属于陕西。连今天甘肃省的首府兰州也属于陕西行省。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巩昌总帅府，它是元朝陕西行省所辖地方统治机构。蒙古太宗七年（1235年），金朝巩昌府便宜总帅汪世显投降蒙古帝国，统辖巩昌等五府，秦州陇州等27州。
其后，都总帅府仅仅统辖巩昌路和平凉府、临洮府、庆阳府和秦州、陇州等十五州。北宋后期到南宋，金等省数民族长期占领中国北方地区，打破了中国历朝历代以地理、文化为纽带进行区域划分的依据，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将原本属于陕西核心文化圈的庆阳、天水等划到大多是后来甘肃地区居多的巩昌总帅府为日后女真人后裔康熙将庆阳等划到甘肃埋下了伏笔。
明朝：明洪武二年(1369年）将元陕西、甘肃两省合为一省，称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九月改陕西等处承宣布政司，辖今陕西、甘肃、宁夏有省区等。治所为西安。但是在陕西行省内部又增设了一个陕西行都指挥司管理原甘肃行省地区。治所在甘州，领十二卫，四守御千户所。距布政司（西安）二千六百四十五里。下设甘州前、后、左、右卫，陕西甘肃卫，西宁卫、凉州卫等。需要指出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纠正了金、元将庆阳等划入巩昌总帅府的错误，于明洪武二年将庆阳府直隶陕西行省，治所安化县（今庆城县），编户32里，初设槐安、灵州、大盐池、驿马5巡检司，辖区除今庆阳外还包括今陕北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产盐之地。明朝的庆阳再次迎来历史上又一个辉煌时期，朱元璋分封第16子朱旃为庆王，是包括朱棣在内的拥有雄厚势力的8个边疆王之一。涌现了李梦阳等众多的文化、政治明星。
清朝：清朝入关后，承袭明朝旧制，实行行省制，设陕西行省及陕西行都指挥司管理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到康熙即位后，为了强化满州（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对陕西行省、江南行省、湖广行省实行了分省措施。康熙二年（1663年）将陕西行省分为陕西左布政司与陕西右布政司。陕西右布政司驻巩昌府，管辖陕西西部，其余属陕西左布政司管辖，仍驻西安。康熙六年（1667年）陕西左、右布政司分别更名为陕西布政司、巩昌布政司，一般认为此即陕甘分省，康熙八年末（1670）巩昌布政司更名为甘肃布政司，甘肃正式定名。女真族后裔康熙这一次按祖先金国设立的巩昌总帅府的辖属，将庆阳等最终划归甘肃。达到了满清统治者使陕甘辖域犬牙交错、相互牵制的目的。
三、庆阳由陕入甘的影响
1、由近畿要地变成偏远地区，经济由“盛”转“衰”
折遇兰在[乾隆]《正宁县志》中就说，正宁“居甘省东北，距省一千一百余里，不免鞭长难及，若归入陕省，转称近便。……庆阳合郡，不若归于陕省之为便也。”庆阳对关中而言，乃是形胜之区，但对甘肃来说，便无足轻重。晚清庆阳进士惠登甲在《庆防记略·序》中写道：“国初，府治尚统于陕西，自分省割隶甘肃，承平日久，当道者每以无足重轻视之。”正是由于对庆阳重要性的漠视，才造成了在同治回民事变中，庆阳成为受陕西各路回民军盘踞、伤害最深的地区。《庆阳通史·绪论》也指出：“至清朝，由于版图扩大远追汉唐盛世，加上对西北边疆民族的有效管辖，庆阳由历史上的边卫要塞演变为内地，同时清初将庆阳划归甘肃，远离政治中心兰州，这些因素使庆阳失去原有的区位优势。这种地缘区位由强到弱的转变，对庆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不利影响。”（摘自马啸文章）
2、 人为造成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混乱
在庆阳被划分到甘肃后，陕西本土文化研究者便不再能以全面的眼光来研究具体的历史，出现部分文化争夺的现象。如中牟县黄帝陵与庆阳正宁黄帝陵之争等。连《史纪》周本纪中记录详实的周祖自庆阳到旬邑再到岐山再到丰（西安）的路线，陕西人借《史纪》刘敬传的相关片面记载“有意”“忽视”庆阳的存在，妄图将“周道之兴自此始”的光环加在旬邑或彬县的头上。有的地方讲述周祖历史时竟无视周祖不窋、鞠陶尤其公刘的历史功绩，仅从公刘第9代孙古公亶父开始。现在我们“梳理”庆阳的历史，更多的是我们在庆阳历史研究过程尽可能“开阔”眼界，避免地方历史研究中常犯的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甚至坐井观天的问题。以期取得更多的进展。
四、结语
厘清历史、打造高端、高质的庆阳文化新形象，把握机遇，稳扎稳打，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强有力经济引擎。
俗话说“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从康熙年间被划归甘肃后，深厚关中文化背景的庆阳很难融入甘肃文化圈，虽深居天下第一黄土大塬之上，但连世界屋脊的西藏都已通上火车的今天，庆阳仍然没有通火车。长期处于封闭发展的状态。但4000年前就受周人之礼“洗礼”的庆阳人，在各个方面显的格外“卓尔不群”。周人古风、习俗被完整的保存至今，反倒成为历史学家研究周文化的最佳素材汲取地。《豳风七月》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年代最早、篇幅最长的诗篇，为十五国风的代表作，系我国第一首农业史诗，这对将农耕立为正统文化之首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包括山西晋南、陕西旬邑、彬县、甘肃宁县、庆阳等多地近千年来口诛笔伐、竟相争夺豳国故里这一至高荣誉，
古代文化传承以历代文人通过历史文献相继承袭，庆阳无论周祖圣地还是岐伯故里都在正史中明确记述在册（部分重要记载近二年才发现）并被先周之后历代正朔王朝承认（有实据），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部分历史断代，汉朝司马迁在著作《史记》中在这两方面即在正史资料（周夲纪）留下了庆阳的痕迹，同时在部人物传（刘敬传）等章节留下了今陕西岐山、旬邑等地的“说法”，清康熙之前庆阳一直属于陕西，因此中央包括陕西无论周祖还是岐伯方面都“力挺”庆阳（史藉有证），当时歧山等夲地也无“异议”（当地府、县志无记载），康熙四年庆阳被划归甘肃后，出现转折，陕西文人开始以“偏史”为据不断“炒作”，黄帝陵成了“黄陵县”的，岐伯成了“岐山”的，尤其近代兴起的考古，以此考古遗址出土毛公鼎等重要文物，陕西人将“历史记载”与“考古”结合，便在岐伯上否定“庆阳说”、在周祖上有意只从对陕西人有利的古公亶父讲周祖历史，从而将可更能凸现庆阳在先周历史上的“周道之兴自此始”、“民赖其庆”等淡化，更有甚者，为了将“周道之兴自此始”、“民赖其庆”等核心文化品牌“据”为已有，竟采用移公刘之“花”接古公亶父之“木”的方式，在介绍古公亶父时，称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推行“务耕织、行地宜”的农业发展政策，实现了“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的局面，周族逐渐强盛，加之周太公“积德行义”，使得“国人皆戴之”，奠定了周人礼教文化和灭商的基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现在讲庆阳曾属陕西不是庆阳人想当陕西人，只是想说明文物考古只是历史研究手段之一，要全面说明问题，需综合更多包括史藉、文物及传说等素材以令人信服的逻辑论证形成定论，研究历史脚步应放“慢”些，多研究、多思考、多积累，不要急功近利。
随着历史研究手段的进步，众多研究者逐渐已走出就一省一地“井底观天”的研究思路，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与陕西根脉相联，尤其在先周历史研究中只要客观地厘清历史，不但可以打造高端、高质的庆阳文化新形象，以庆阳周祖研究、岐伯研究中所积累的经验，充分全面发掘包括历史史料，考古等将它们进行综合科学逻辑分析，必然会拓宽研究素材与思路。如果有更多的地方都能将当地历史的内质全部挖掘出来，给进行专业研究的高校历史研究人员，提供最新鲜的第一手资料，相信全国的历史研究也会更上一上更新的台阶。
（摘自张晋荣《古为陕西名邑、今为陇上名花的庆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